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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要逐步完善产权、依法治国、激励相容、社会监督，从而建成比较有效的市场经济。
很高兴参加期 “CF40·孙治方怡悦读会”，我是北京大学77级的学生，在北大读书时有幸听了几次孙冶方先生的课。孙冶方先生是1983年去世的，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恢复工作以后依然积极到北京大学讲课，让当时的年轻人受益匪浅。在非常困难的时期，他仍然坚持价值论，坚持市场具有配置资源的作用。他提出，“只有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使计划成为现实的计划，才能充分发挥计划的效能”。这是当时我听孙冶方先生讲课的主要收获。现在看来，他的观点比较保守，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观点让人非常震撼。他在困难条件下坚持真理、敢说实话、实事求是的精神确实值得我们经济学人学习。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内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现在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含义已经完全不同。1978年，农村的经济组织形式是人民公社，属于集体所有制，在中国整体国民经济中，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占据了99%以上的比例。当时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各企业负责人、各单位负责人不要再开展阶级斗争，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展建设、投资、生产、流通。
经过30多年的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含义已经发生改变。国有经济占比与1978年相比已经小了很多，非公经济就业已占总就业80%以上，非公经济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现在所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指政府要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地方政府的职能要从直接抓经济项目、招商引资转移到执法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但是很多政府官员，对于1978年和改革开放30年后不同状态下的政府职能的定位依然不清楚。未来，这些地方政府会逐步认识到应该转变观念，政府的工作重点应该是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产品，比如公共交通、社会治安、学校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
寻求效率与公平兼得
关于如何实现效率与公平兼得，由于自身的工作经历，在这本书中我体现出的更多的想法是如何注重效率。但是我也要向大家报告一下我是如何考虑公平问题的。
比如环境问题，涉及到如何执法，如何把环境指标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2002年时，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一个观点，我认为“应该把就业、环境、银行不良资产率和GDP增长率做一个综合的指标来考核地方政府政绩”，GDP增长率只放在第四位，位是就业，第二位是环境，第三位是当地银行不良贷款，因为如果有些地方的金融环境不佳，银行不敢批贷款，就会影响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这个综合指标反映了环境问题的外部性与地方政府的责任，环境问题靠企业和个人无法解决。
创新的五个层次
提到创新，大家很容易联想到产品创新，比如计算机、互联网等产品。我们总说中国的创新能力不足，周围很多高科技产品都是外国人创造的。近中国的互联网发展速度很快，包括阿里巴巴、腾讯也有一些自己的创新，但主要也是在讨论产品创新。我认为，产品创新只是创新表面的现象，是浅的一个层次。
在考虑产品创新能力时，应该更加关注创新的第二个层次——组织创新，即公司、企业、市场创新。为什么PE这个概念是由外国人提出的?私募如何选择值得投资的企业?在互联网时代，为什么美国能出现雅虎、微软等巨型互联网企业，中国能出现阿里巴巴、腾讯等大的互联网企业?相比之下，为什么欧洲和日本反而没有特别出色的巨无霸式的互联网企业?不难发现，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很多是由美国的PE或互联网企业进行初始投资的。现在我们常抱怨为什么新浪、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巨无霸企业不在中国上市。如果仔细考察其成长路径，观察初的投资者、成长过程，就会发现他们到国外上市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投资者一开始就把这家企业如何成长、 VC/PE投资人如何退出、在哪个市场上市都进行了规划。所以，当你思考这些企业是如何出现、如何成功时，就会发现比产品创新更的是组织创新，即公司、企业和市场，这些组织以什么方式竞争，以什么方式创造。
创新的第三个层次是规则、概念、制度的创新，第四个层次是人的创新。创新者必须要有独立的人格，能够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还必须有平常心，不能那么焦躁或者短视，必须要宁静下来。为什么真正能创造的人是宁静的、是着眼长远的?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安全的，是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这样他才能持续创造。这正是创新的第五个层次——法律层次上的创新。
产权界定、宏观经济波动与市场效率
在中国春秋战国甚至更早的先秦时代有这么一句古话：“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德斯鸠也说过类似的话，在这一点上其实东方和西方的文明是有交汇点的，所以我一直强调产权非常重要。
在这本书中，我从产权缺失角度讲了中国宏观经济的波动，分析了几个问题，包括经济波动的原因，部分不良贷款产生的原因，产权不清晰的原因，以及产权不清晰为什么会导致经济过热，治理经济过热为什么会产生通货紧缩，通货紧缩之后为何又再膨胀。我提出了一个“通货膨胀-紧缩-膨胀”的三期分析模型，无论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都需要界定产权。
我在1988年写了一篇文章《市场效率与产权界定》，主要就是讨论为什么市场经济一定要以产权保护为核心，为什么产权是交换的前提，为什么有恒产才有恒心。此外，无法界定公共意识和私人空间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由于产权不清晰造成的。
在市场经济下，产权是清楚的。计划经济下是政企不分，市场经济下是政企分开的;计划经济靠行政命令来治国，市场经济应该是依法治国;计划经济是政治激励，市场竞争应该是激励相容的。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自己创造得越多，为社会创造得也越多，个人创造出的产品在市场中有需求，社会对产品估价很高，因此个人收益也会很高，所以是激励相容的。比如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各个要素都可以参加分配。在计划经济下依靠内部监督，在市场经济下要靠社会监督，比如企业上市，上市后就需要社会监督，包括企业社会责任、报表披露等。现在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要逐步完善产权、依法治国、激励相容、社会监督，从而建成比较有效的市场经济。
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关键点
我非常关心“三农”，也非常关心公平。我认为农村信用社改革是我的学术思考中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
上世纪90年代，我接触了农村信用社改革，当时领导给我一项任务，让我处理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的关系。农村信用社过去归属农业银行管理，后来农业银行把农村信用社剥离出去，农村信用社划归人民银行管理。在农业银行把农村信用社剥离出去时，有部分资产负债不清楚，处理起来非常困难。
当时采用的方法是设计了一个新的制度——“专项票据置换”，采用花钱买机制的办法，为农村信用社改革注入资本金。农村信用社所有的历史欠账由国家注资，保障其能够继续可持续发展。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国家可以给国有商业银行注资，但是不能给农村信用社注资，因为农村信用社是合作金融。后的方案是人民银行用1700多亿人民币的专项票据置换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资产。这1700多亿是如何确定的?是2002年农村信用社资不抵债总额的50%。当时锁定这个数字后，才对外公布，每个县农村信用社都不能再改。注资是以县为单位，中国有 2600多个县，但是对中部省和老少边穷地区有一定倾斜，注资比重远高于50%。总体来讲，这是一次成功的改革，国家通过一项宏观金融政策解决了农村信用社的历史遗留问题。原来农村信用社资不抵债，存在一个大窟窿，没有私人资本愿意进行投资。注资把农村信用社的资本金提升为零以上，资本金虽然达不到8%，但是这样外部社会资本愿意参股，使大部分农信社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为了解决农村信用社的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初这些年，我调研了全国150个县，去了很多农村信用社，参加了农信社工作中所有的内勤、外勤工作，包括催款、写发票、财务管理等非常详细的工作，从基本的业务逐步规范起来。比如农村信用社给农民发放的无担保小额信贷，分为金卡、银卡、铜卡。在90年代，金卡可以无抵押贷款2000元，银卡可以无抵押贷1000元，铜卡可以无抵押贷500元。农民可以用这些资金买小鸡、猪崽，这就属于生产性信贷。
在农村信用社的票据改革中，票据需要申请和兑付，申请后，农信社需要符合一条条标准才能给予兑付，比如存款、贷款、会计制度、公司治理结构、披露等需要达到标准。兑付时间大概为两年至五年。如果在两年内达到标准，人民银行就用票据置换其不良资产，人民银行把不良资产委托给农村信用社清收，如果清收得好就给予奖励。有人认为这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为什么不把置换出来的不良资产归入人民银行?实际上，如果把置换出的不良资产归入人民银行，人民银行一分钱也收不回来，但如果把不良资产委托给农信社清收，它能收回来一部分，而且收回高的还给予奖励。这个机制的设计在当时非常费工夫。
改革方案开始执行时，每个县的农村信用社需要填31张表。一层层程序走下来，一个县联社需要准备七份文件，每份文件都非常厚，这会浪费很多纸，而且太复杂了，我认为这不可行。后来我们就把申请材料简化到每个农村信用社只需要填七张表，申请材料加起来一共不超过11页。原来都是只需盖章，后来要求所有申请表必须有人签字，有人负责。这样的细节保证了这件事能成功，能够花钱确实买到机制，监督公司治理结构达到我们的标准。
你是否相信市场经济?
相信到什么程度?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能够成功?因为我们坚持了市场经济。目前，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写入《宪法》，也写入了所有的党的重要文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市场经济就是产权清晰、预算硬约束，即单位、企业、家庭对自己负责，同时提供适当的社会保障。
我在书中讲到，每到经济困难的关键时刻，对市场机制的信任就容易产生动摇，会发现很多政策前后不一致。所以，整本书讨论的核心就是所有的政策应该如何相信市场，如何保护产权。
你是否相信市场?在经济过热的时候是否相信市场?在经济下滑、通货紧缩的时候，是否相信市场?你相信市场能调整结构，还是相信调结构一定要通过行政指令进行调整?在《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配置资源》这篇文章的结尾，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你是否相信市场经济?相信到什么程度?”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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