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山西省晋中市介休市事业编政审都审核什么
事业单位政审主要就是严格审核员工的档案、核实报考资格并对个人思想政治情况进行审查。通常的形式就是用人单位组成考察组，前往员工所在的单位或者学校进行考察，一方面审核员工的人事档案／学籍档案。
另一方面再次核实员工的报考资历，并对员工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等进行考察，与单位同事、领导或学校老师、同学进行座谈，全面了解员工的综合情况，从而作出判断。当然有的事业单位为了省事，有的时候只会去档案管理中心查查员工的档案确定没问题的时候就公示了；而有的单位则会前往员工所在的单位进行实地走访。
事业单位的政审流程如下：
用人单位(或主管部门)电话与政审对象联系，询问政审对象是否愿来工作，如本人提出放弃，则不必政审，但应要求其写出书面放弃的签名承诺书，并复印身份证等材料。
用人单位(或主管部门)调阅政审对象的档案。(分商调和现场调阅两类。如商调，考生为正式在职在编人员到市人社局事业科开具商调函;如考生非正式在职在编人员，则到市人才服务中心综合部开局商调函，用人单位到市人才服务中心阅档，开商调函由考生自己办理;如现场调阅，则由用人单位与考生联系，由考生提供档案存放地相关证明(合同)材料，用人单位带介绍信前往现场调阅考生档案)，主要是核对考生的毕业学籍情况、年龄、以及是否有不良记录的表现，核实是否与岗位要求的条件相符。档案材料应齐全，考生应提前告之原管档单位将应归档的材料及时放入个人档案。
政审时，政审对象需出具以下的材料(用人单位应向有关部门出具了解XX考生XX情况的函件)(附件)。1、政审对象无违法乱纪，参与邪教等违反党的路线方针的证明(由户籍所在地或常住地派出所部门出具)。2、政审对象无违反计划生育的证明(由乡镇以上的计生部门出具)。3、参加工作有单位的政审对象应出具工作单位的现实表现材料，有无违纪情况。
考核政审意见，由用人单位在考核政审表上签字盖章，市直由主管部门，县(区)由人社局盖章后再统一上交市人社局事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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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晋中介休市事业单位招聘考试题目及答案解析:
学雷锋纪念日是每年的（ ）
A. 3月5日
B. 3月15日
C. 8月15日
D. 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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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A
解析
1962年8月15日，雷锋同志在辽宁抚顺市不幸因公殉职，年仅22岁。毛泽东于1963年2月22日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泽东的手迹，掀起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向雷锋学习的热潮。此后，每年3月5日便成了学雷锋纪念日。
扩展知识
雷锋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种积淀，是一种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精神。雷锋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精神，那种干一行爱一行，立足岗位艰苦奋斗的螺丝钉精神，那种对同志、对群众像春天般温暖，舍己为人，助人为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必须大力发扬倡导的。
纪念日民调现实意义引深思
中国社科院不久前发布的一项针对7城市居民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社会总体信任程度的平均得分已不满60分，超七成人不敢相信陌生人。“学雷锋日”，我们在提倡雷锋精神的同时，发现“帮忙”在现实中也因为信任问题遭遇了不少尴尬。你认为是什么原因让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在当下我们该如何继续发扬雷锋精神？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和民意中国网，对10364人进行的一项题为“你觉得陌生人间的信任度降低了吗？”的调查显示，82.6%的受访者认同“超七成人不敢相信陌生人”这一说法。69.2%的受访者表示，“欺骗造假，使社会整体诚信度降低”是信任缺失的主要原因。67.2%的受访者表示，在当下增加陌生人之间的互信、提倡学雷锋更有现实意义。
受访者中，90后占12.0%，80后占51.3%，70后占25.4%。
69.2%的人认为人际失信的原因在于“欺骗造假，使社会整体诚信度降低”
山西大同的李闻娟前几天去银行还信用卡，准备离开时，遇到一个大姐问她怎么查询余额。“她说着就把卡递给我，想让我帮她塞进插卡口。我下意识地不敢碰那张卡，好像那张卡会咬我手一样，并且警觉地和她保持一定距离，只远远地指导她操作。她问我该点屏幕上哪个键，我也不敢靠近，扔下一句‘跟其他机子差不多’就匆忙离开了。”
李闻娟事后想这件事，觉得自己当时表现得有些冷漠，“我其实很难过，也很想帮助她，但更怕是陷阱，惹上麻烦。”
实际上，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当社会整体的信任度下降，每个人都会是“人情冷漠”的受害者。李闻娟自己也有一次很“无助”的经历：她在回家的路上手机被偷，跟家人失去联系，想跟别人借手机往家里打个电话却遭到拒绝。“尽管很心寒，但我理解那个不帮助我还怀疑我的人，因为我也怀疑过别人。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就是这样蔓延开的。”
本次调查中，针对社科院“超七成人不敢相信陌生人”这一结果，82.6%的受访者表示了认同。
是什么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缺少互信？调查中，69.2%的人认为是“欺骗造假，使社会整体诚信度降低”，66.1%的人觉得是“缺乏诚信，使人们的防备心加强”，57.0%的人感觉是“物欲横流，人们做事只讲究利益”。其他原因还包括：“法制法规尚未做到完善透明，失信成本较低”（42.8%），“传统伦理松弛，仁义礼智信的伦理教养被普遍忽视”（39.6%），“现代化、城市化程度加深，熟人社会变成生人社会”（32.9%），社会事件影响了人们的信任期待”（24.8%），“文革期间历次政治运动破坏了人们的信任基础”（17.1%）等。
浙江台州的一位受访者说：“我本身不喜欢麻烦别人，也比较胆小。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样，并非不相信陌生人，只是觉得无故接受别人的帮忙会欠人家一份情，加上社会上确实有一些毫无道德观念的人，所以很多人就会对陌生人心存疑虑。”
“尽管如此，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还是很愿意伸出援手去帮助他们。毕竟我们不希望看到‘小悦悦’的悲剧重演。其实这个社会还是好人多点。”他说。
调查中，在自己遇到困难时，20.1%的人会因为不信任而拒绝陌生人的帮助。仅19.6%的人表示不会这样做。54.6%的人表示要“看情况”。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院长陈文江指出，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形成了以单位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社会，人与人的同质性增强了彼此间的互信。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人口流动加强，原住居民与流动人口间异质性显著，从心理上说，加剧了人们对人际关系不确定性的不安，影响了信任；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打破了原来讲究“公平”的社会制度，“比如，原来工厂里的处长可能就住在我家楼上，现在可能都去住豪宅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显现，而新的价值标准并未确立，社会评价体系却开始向“利益”看齐了。
陈文江说，产生信任危机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本该退出市场的政府还在干预资源分配；本该制定标准、有序竞争的企业却在唯利是图；本该建立准则、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却在利益漩涡中“寻租”。这些都造成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对企业产品的不信任、对社会秩序和价值标准的不信任。“如果政府不能带头在改革中建立公信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就不会提升。”
49.3%的受访者表示遇到陌生人有难处，还会施以援手
元宵节晚上的经历，让浙江杭州的窦女士至今心绪难平。当晚11点左右，她骑电瓶车回家的路上，看到一辆摩托车撞上了路边的石墩，3名年轻人都受伤倒在地上。“我过去看时，那个姑娘伤势很重，呼吸微弱，就赶紧把她抱在怀里，喊她千万不要睡。后来有一位警官加入救援。我们大声呼喊，让过路车辆停下来帮忙，结果过了很多车都没停。”窦女士说，当时那位警官还说要把警官证押给过路司机，借车送伤者就医，也未获同意。最后还是120来了，将伤者送到了医院。
窦女士说，当天回家后心情很复杂。“在生命面前，任何人出于良知，都应该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救人于水火。虽然有可敬的警官和几位好心人，但更有不少人毫无同情心，直接驾车离去，真让人气愤。”这件事给窦女士的触动很大，“我就教育我的孩子，以后遇到陌生人遇到困难，一定要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调查中，41.8%的受访者表示曾遇到过“热心帮助别人却遭到拒绝”的情况。但当问到“遇到陌生人有难处，是否会施以援手”时，仍有49.3%的受访者表示会帮忙，其中9.5%的人会“毫不犹豫地帮助”，39.8%的人会“心存疑虑，但会试着帮忙”。20.4%的人“想帮忙，但怕上当受骗”。24.3%的人会“视情况而定”。仅有4.1%的人会选择“离开”。
在地铁、火车站等人员集中的地方，常常会遇到一些自称遇到困难的人，说自己“钱包被偷没钱回家”、“为母亲筹医疗费”等，让人心生怜惜。面对此情此景，你是帮还是不帮呢？“对这些事，我现在根本不信，这些人都是职业乞讨者，我才不会把钱随便给他们呢。”在某外企上班的李小姐说。
在深圳一家房地产企业工作的翟先生告诉记者，他有一个朋友在车站遇到一个背着小孩的妇女，说没钱回老家，朋友看她们可怜，二话不说就掏出身上原本要用来交学费的几千块钱。但事后她跟朋友们说起这件事，却没几个人称赞这一“义举”，反而觉得她被骗了。
翟先生认为，不信任陌生人主要是因为没有安全感。“现在社会治安环境并不理想，再加上媒体对犯罪事件的过度渲染，就会加重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陌生人间的冷漠不打破，过度设防，将导致什么后果？调查中，69.5%的人认为将会“加剧人情冷漠，以致出现‘老人跌倒街头无人敢扶’的社会怪象”，63.7%的人表示会“影响正常的人际和谐”，45.4%的人认为会“影响社会进步和文明建设”，43.8%的人指出会“加大社会运行成本”。
59.6%的人期待健全法律法规，严惩欺诈者和背信弃义者
在诚信缺失的当下，“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日益突出，调查中，67.2%的受访者表示，增加陌生人间的互信，提倡学雷锋更具有现实意义。
构建陌生人间的信任感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受访者纷纷支招，排在前三位的建议是：“健全法律法规，严惩欺诈者和背信弃义者”（59.6%），“加强伦理道德建设，让人们重拾仁义礼智信”（58.3%），“建立健全社会诚信体系，提高失信成本”（50.0%）。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康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信任。农业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人们之间的信任是一种“习俗型信任”，是熟人之间交往的规矩。而当前，我们处在社会转型期，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转变过程中，熟人社会中的“习俗型信任”表现出逐渐衰减的趋势。“这时，我们不能只顾悲叹‘信任度下降’、‘诚信缺失’，这其实是对既往逝去社会的感叹。社会转型的过程是不可逆的，城镇化的结果也必将是陌生人社会。”张康之表示，积极重建信任才是当下应该重点关注的内容。
张康之说，在工业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主要是以规则为中介建立起来的，这时候需要建立一种“契约型信任”，即加强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没有制度的保障，‘学雷锋’的承诺就有可能变成一阵风。”
“实际上，我们也不要对社会信任太过悲观，随着社会的发展，人际之间的信任有着相应的自我完善的形式。”张康之说，我们逐步走向后工业社会，可以称作“网络式陌生人社会”，虽然人们之间直接的交往并不多，但是社会传播使得人们之间信息更多地实现共享，陌生人之间可以因此实现相互了解, 而且可以达到“熟人社会”中无法达到的理性化的了解。比如，你在网上购物时，尽管你没有跟店主见过面，也没法直接接触商品，但是可以通过评价体系来帮助自己作出判断，这样人们之间交往的成本会大大下降, 而且交往风险也会最小化。
当然，社会的自我完善离不开每个人的贡献。增强互信，利人利己，社会才会和谐发展。本次调查中，对于如何重建社会信任，受访者的建议还有：“从自己做起，主动相信别人”（46.5%），“政府带头提高公信力，打造诚信社会”（45.2%），“增加对行善者的鼓励，让好人有好报”（45.1%），“媒体多传递人际互信等正能量，营造温暖的社会氛围”（42.5%），“反思‘文革’等运动式思维、做法，建设温和文雅的人际秩序”（27.6%）等。
